大银行格局是最关键的限制因素之一。

中央和地方媒体通过发布消息、通讯、专访等多种形式，曝光大案要案，报道先进典型，形成了持续化、系列化立体交叉的宣传态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解决了长期影响知识产权案件侦查、起诉、审判等工作的法律难题。

工商部门严厉打击侵犯涉外商标和驰名商标违法行为，查处了假冒耐克、佳能、联想商标等一批案件。广东省对广州三元里、深圳华强北市场集中整治，依法关闭了售假严重的中非商贸城。加强多双边交流，增进了信任与理解。专项行动期间，主要媒体发表报道2.3万余篇，极大地震慑了不法分子，警示了企业和经营者，为专项行动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商务部利用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六方建立的知识产权工作组及对话机制，探讨交流双方关注的知识产权热点问题。

全国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确定了80起重点督办案件，明确每个案件的查办、督办责任主体，跟踪案件去向和办理时限，确保每个案件都有着落、有结果。国务院专门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总理出席会议并对专项行动做了动员部署，成立了王岐山副总理任组长、包括26个成员单位的专项行动领导小组。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也恰恰是明朝海禁的年代里)，虽然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之间的海洋贸易与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但总体来讲还是有限的。

在相当程度上，联合国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发表声音的场所，因为二战前总是有强国发表意见、主导制定国际规则的机会与场所，但弱国却不然。这填补了1907年海牙协议留下的空缺，让跨国借贷能继续进行。如果把现在的改革开放背景重新放到19世纪所处的世界秩序中，则我们是否也能看到这么大的经济成功呢？答案肯定是不能。但有意思的是，中国这25年的成功恰恰是发生在走出计划经济制度框框的过程中，而且每离计划经济、行政管制远一点，经济发展就更快一点。

但国民政府又是生不逢时，虽然那时中国市场经济（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可是即使国民政府想通过保持对外开放、通过外贸发展经济，其它国家也并不一定有兴趣，因为1930年美国及西欧等地都爆发了世界经济大危机，30年代美国失业率高达25%，西欧国家也类似。同样地，海尔等企业可以在美国投资设厂，将来随着QDII的实行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中国公民与公司也会直接、间接地持有海外公司产权。

抛开技术条件不管，当时的世界贸易秩序也使晚清中国无能为力。加上当时海船全为帆船(蒸汽机船是在1820年代发明的)，每艘船的载重量平均为500吨左右。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在侵犯韩国主权，但这些要求跟被武力进攻相比，应该是更能接收的。他们的职业精神是通过仲裁和独立司法来解决人们之间、企业之间及国家之间的纠纷，是要讲文明，而非付诸武力。

虽然外贸不是发展经济的惟一途径，但过去200年里强大起来的国家中，每个国家都与外贸息息相关。到目前为止，辽宁省政府似乎不打算出庭应诉，理由是美国法院无管辖权，或打算以国家主权抗辩。在不存在世界政府或世界警察的情况下，直到1907年之前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执行跨国合约、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是使用武力。更何况因讨债而对另一主权国动武侵犯了后者的国家主权。

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境内移到境外、从国内移到跨国持有的产权，那么海外产权保护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但这段时间，这些国家都没有因不还债而遭到武力打击。

其它参会国如奥地利、俄国、荷兰、比利时、阿根廷等的首席代表均是在法律方面造诣很深的专家。1921年北洋政府宣布破产，中国银行关门，导致银行挤兑，货币变得一文不值。

比如1500-1600年从欧洲发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船只约为770次，平均每年7.7次。法国代表团团长研究过法律，副团长曾是巴黎法学院教授，也曾是法国外交部的法律顾问。如何保护一国公民或公司的海外财产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墨西哥没收了大量的美国石油公司、矿业公司在墨西哥的自然资源财产。律师出身的Drago用法律逻辑争论外交问题，令同是律师出身的人很能接收，而美国国务院和其它政府部门又主要是由律师出身的官员在运作(包括当时的国务卿)，因此，Drago的观点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得到广泛认同。海牙会议后，危地马拉于1912年拒付欠英国债务，洪都拉斯于1914年拒付法国债务。要么将公司的资产拍卖清仓，把拍卖所得给债主。

最后剩下的一笔债券是1899年清政府在伦敦由汇丰银行承销发行的中国北方铁路债，总金额为230万英镑、年利率为5%，但这只债券于1942年2月被国民政府宣布不再有效。比如，在1945至1961年间，有12个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产权被外国政府没收或侵占，但在1961至1973年间，美国公司海外产权共被没收过160次。

有意思的是，尽管国际惯例随着国家之间交往的增加在逐步形成，但国际法在那之前从来没正式成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在那种环境下，国际贸易和产权纠纷的解决方式也简单：用武力

这两条原则或许也会是仰融案的焦点。虽然那次大战于1918年就停止了，却从根本上打破了世界贸易格局，使跨国贸易、跨国资本流动变得艰难。

要么将公司的资产拍卖清仓，把拍卖所得给债主。德国的首席代表也有多年律师经验，其副团长则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这等于是鼓励各资本输出国用武力解决海外产权纠纷。外国公司和个人可直接来华投资，也可通过在纽约、在新加坡交易所购买中国公司股票。

1500-1800年间的国际贸易基本都是农作物、香料、茶叶及金银等贵重自然物。另一方面是不久之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当债权投资者的权利与另一国家主权相冲突时，他主张后者显然应该优先。电话于1886年在美国发明，但其普及使用也是后来几十年的事。

等到1939年二战时，国民政府即宣布废弃所有外债（除少数几种）。在这些情况下，世界银行作为国际投资借贷、非赢利性的银行，在世界享有盛誉并具有相当的约束力，它一方面能要求得资方国家进行产权保护等制度性改革，另一方面有世界银行参与投资，会让民间投资者更有信心。

世界银行的主要作用是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私人资本不愿去的那些国家和行业，世界银行可带领国际民间银行和投资者一起去投资。随着1914年一战爆发，实际上海牙协议为许多债务国拖欠或干脆不履行债务合同提供了方便。那么，到底如何解释这些？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真的与以前不同？或今天的国人比历史人物更能了？ 说到这里，不由得让我联想到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仰融诉辽宁省政府一案(以下简称仰融案)。成立国际组织 : 国贸秩序进一步完善虽然1907年的海牙协议基本排除了理所当然的武力讨债行为，但却多少牺牲了投资者的权利。

那时并没有正式的国际法可言，虽然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到1800年都已有股市，但股票投资都不成气候，因此那时的海外产权主要以两种形式体现：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和债务。这就是当今世界，它使外贸成本极低、出口市场容量极大，只有在这种世界里中国才会自1978年以来这么快速地出成果，这种世界给我们什么启示呢？从明朝海禁开始，中国就停止了参与世界秩序的建设。

第二，即使是出于公众目的，没收外国公司或个人财产时，当事国必须支付足够合理的赔偿。在这种状况下，国际社会仍无法形成文明化的秩序。

也没有飞机运输和海运容量，没有极低的货运成本，电脑、电子技术也都是二战期间的事情。在相当程度上，联合国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发表声音的场所，因为二战前总是有强国发表意见、主导制定国际规则的机会与场所，但弱国却不然。